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張子慧
4月16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上訴人席某某強奸案公開宣判。
二審法院審理查明，2023年1月30日，上訴人席某某與被害人經當地婚介機構介紹認識后確定戀愛關系；5月1日，雙方訂立婚約；5月2日下午，席某某不顧被害人反抗，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山西省陽高縣人民法院一審以強奸罪判處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判后席某某提出上訴。
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席某某違背被害人意志，強行與之發生性關系的行為構成強奸罪。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一審法院考慮到席某某與被害人屬戀愛關系，且在被害人一方報警后，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席某某主動到公安機關接受調查，故酌定對其從輕處罰，量刑適當。綜上，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同日，本案所涉婚約財產糾紛案二審宣判。二審法院審理查明，一審法院立案前，女方已將10萬元彩禮款及兩枚戒指退至婚介機構，婚介機構通知男方領取，男方拒不領取，一審法院判決駁回男方關于返還婚約財物的訴訟請求。二審期間，法院為做到案結事了，通知保管方將彩禮款及戒指送至法院，男方仍不領取。二審法院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故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該案引發社會對婚戀關系法律邊界、性同意認定及司法裁量標準的廣泛討論。對此，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采訪專業律師進行了深入解讀。
刑法判定：強奸罪認定聚焦女方意志與證據鏈條完整性
北京煒衡（煙臺）律師事務所周駿律師指出，在刑法中，判定強奸罪的關鍵在于性行為是否違背女方意志。一審判決明確表明，性同意的認定標準并非僅以生理損傷為依據。醫學檢查顯示的“處女膜完整”與強奸罪是否成立并無必然聯系，刑法重點關注的是性行為發生時是否違背了女方的主觀意志。此次二審維持原判，明確了婚姻承諾不構成性同意的法律界限。
本案中，女方明確拒絕婚前性行為，現場留存的呼救錄音、監控中的拖拽畫面以及事后女方即時報警等一系列證據，共同構成了完整的“強制手段”證據鏈，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第55條中“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針對辯方提出的“無DNA匹配”質疑，周駿解釋稱，這一情況僅表明性行為過程中可能未發生體液交換，但并不能否定暴力控制行為的實際存在。法律不應將身體明顯損傷作為證明性侵的必要條件。
周駿認為，未來，司法機關在審理性侵案件時，應更加注重對“即時反抗證據”（如呼救錄音、暴力拖拽等）的審查，而非過度依賴生理損傷結果，從而避免陷入“無傷即無罪”的取證誤區。此外，本案的裁判思路可為類似案件提供參考，尤其應關注暴力控制、心理脅迫等“非典型強制手段”的認定，進一步拓寬性自主權的司法保護邊界。
山東滸源律師事務所律師楊敏認同這一觀點。她表示，山西訂婚案二審維持原判，其法律、社會及輿論影響遠超案件本身。從法律邏輯來看，強奸罪認定的核心始終是是否違背婦女意志。本案中，女方對婚前性行為明確拒絕，其身上的傷痕、現場被破壞的痕跡、監控中的拖拽畫面及女方的拒絕陳述等，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有力支持了違背女方意志的判斷。司法機關嚴格依照《刑法》第236條的規定，全面審查證據，排除合理懷疑，在復雜的兩性關系背景下準確適用法律，彰顯了法律邏輯的嚴謹性與公正性。
觀念革新：打破傳統婚俗誤區，重塑性別平等與性自主權認知
周駿表示，二審維持原判明確了“婚姻承諾不等同于性許可”。本案中，男方企圖將“訂婚”作為獲取性關系的籌碼，把彩禮和房產承諾錯誤地異化為換取性關系的條件，而判決結果是對這種“婚姻關系中的權力失衡”的有力糾正。此案在縣域熟人社會環境下具有標桿意義，有助于推動男性尊重女性的階段性意愿，遏制“訂婚即代表性同意”的陋習。若因證據的局部爭議否定整體證據鏈，可能變相縱容“以婚俗為名實施性侵”的行為。
楊敏指出，從社會價值層面看，本案是傳統婚俗觀念與現代法治理念激烈碰撞的典型案例。傳統觀念中，“訂婚即準婚姻”的認知及彩禮被錯誤視為女方“性同意”的默示條件，可能模糊性自主權的邊界，與現代法治理念相沖突。現代法治理念強調“婚姻自由”及“性同意不可推定”。此案的判決進一步強化了對個體性自主權的尊重，推動性別平等理念深入人心，同時促使社會重新審視彩禮習俗，引導其回歸情感表達的本質，避免淪為物質交易的工具。
司法應對：堅守法律底線，平衡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關系
楊敏表示，案件曝光后，“彩禮與性同意”“騙婚質疑”等話題持續發酵，形成多元復雜的輿論場。輿論監督既促進司法公開透明，也給司法機關帶來壓力，需在兩者間尋求平衡。一審判決后，男方家屬控訴12名辦案人員玩忽職守，對司法公信力構成嚴峻考驗。她認為，司法機關必須堅守法律底線，依靠充分證據、嚴謹論證及詳實說理作出判決，才能維護司法權威，贏得公眾信任。
周駿坦言，輿論場有時將“醫學矛盾”過度渲染為司法黑幕，卻忽略證據收集過程的合法性——本案中的呼救錄音、拖拽監控等證據均通過法定程序固定。只有澄清所謂“程序漏洞”等偽命題，才能打破“司法迎合民意”的不良循環。本案中，司法機關展現出定力：當醫學結果與直接證據沖突時，法院優先采信指向“違背女方意志”的客觀事實證據（如控制手機、暴力拖拽等行為證據），而非屈從于“完美受害者”等輿論綁架。真正的司法公信力源自對法律邏輯的堅定遵循，而非對碎片化輿情的功利性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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