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13日，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在秘魯利馬去世，享年89歲。

略薩生長在秘魯，但他搞文學創作受到的審美影響主要來自法國。1958年，22歲的略薩在一次征文比賽獲獎，得到機會去法國旅行，次年再次自費去法國，足足待了7年。雨果、大仲馬是略薩在中學時就狂熱閱讀的對象，福樓拜更是他心中的圣人。

然而，一旦開始寫小說，略薩拿出來的作品更像巴爾扎克。

巴爾扎克有句名言：“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标愔覍嵉摹栋茁乖芬惨舜嗽挳旑}記，表示奉行。略薩在他最長的一本書《酒吧長談》里，把這句話的后半句也引用完全了，巴爾扎克說的是：小說既然是民族秘史，“小說家就有必要深入調查社會生活”。略薩的各種小說都是調查的結果，一開卷就能看見社會，能看見形形色色的人在其中活動。他更大的本領，是把人物安排到各個位置、各條線索之中，看上去構成一整個有結構、有復調的社會故事。

《酒吧長談》讀完，會知道略薩腦中對秘魯首都利馬有個《清明上河圖》式的設計。而他的全景小說從第一本長篇就開始了。那時他正在法國，有天才也有自律，高效而刻苦，他邊寫邊改，越寫越長，全部手稿達1000多頁。稿子寫完后，還在抽屜里擺了1年多，不時地拿出來看看，一旦改了一個地方，對其他字句、段落也會更加挑剔，改得更多。最后，這本書連書名都改掉了，最初他定的名字叫《說謊之人》，改后成為《城市與狗》。

書中，一所軍校里的各個學生，構成一組群像——他們像自然界的動物一樣各自為政，缺少友愛，也沒有從挫敗中成長。軍校的總管是個獨裁者般的上尉，他的位置不受什么挑戰，軍校以培養學生的男子氣概為名義，旁觀他們在苦行和壓迫之下，磨煉出混社會必需的種種能力：警覺、狡詐、媚上欺下、委曲求全，諸如此類。

這些學生有的是用外號，如“奴隸”“美洲豹”來稱呼，有的則用本名如阿爾貝托、甘博亞。外號說明性格，“奴隸”是性格怯懦的人，“美洲豹”則是暴戾狂躁的人。一個個冷酷的冷酷，陰險的陰險，比較受歡迎的人內藏虛偽，討厭暴力的人卻膽小怕事，總之沒有一個角色能讓讀者覺得，他（她）是作者希望自己喜歡上的。在這里，略薩作品的長處和弱點都得到了體現：他對人的認識很全面，像巴爾扎克一樣鮮活刻畫，但人物一出場就定型，極少有人能成長、變化，只有淪落、死亡。

《城市與狗》的英文譯本的書名，叫《英雄時代》。這當然也是反諷。書中沒有一個人能稍許夠上“英雄”二字的本義?！冻鞘信c狗》是略薩26歲時出版的，一家西班牙巴塞羅那的出版商接受了稿子。略薩謹慎、謙虛，不期想此書能如此成功，四年后的1966年，他的下一本長篇《綠房子》的修改，一直持續到寄出稿子的最后一刻。

《綠房子》《世界末日之戰》《潘上尉和勞軍女郎》，這些小說打開后都有一種“畫卷鋪開”的感覺，畫卷中的人物都很活躍，多而不亂，蹤跡清晰，只是沒有一個人，包括進入書名的人（如“潘上尉”）能夠成為讓人一提起書名就會想起并津津樂道。在他的“社會”視角下，學校是社會，軍隊是社會，城市也是社會，社會本身無善惡，只有人來來去去，生生滅滅；社會有它自己的法律規則，它們不知從何而來，卻體現在人的身上，體現在人的行為中——通常是那些彼此折磨、各施暴力的行為，在虐待和受虐之間你得二選一。

略薩自己說過：“這是一片沒有任何出路的熱帶叢林……秘魯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是完全建立在非正義的基礎上”。在他看來，暴力不是什么特殊的手段，而是通行于這個國家各個社會等級、各個機構里的行為方式，人幾乎是通過暴力來建立和他人的聯系的，學生之間、學生和教員之間、丈夫和妻子之間、嫖客和娼妓之間乃至人和狗之間，都是暴力。在《城市與狗》里的這些青少年中，只有甘博亞是讓人能真正產生好感的。這個人比較正直，愿意遵守公道，但他也在“美洲豹”的威風面前保持沉默。

《綠房子》是略薩正式躋身“爆炸文學”主將行列的小說，它繼續展示他擅長“鋪開畫卷”的能力。似乎有一條條線索同時在他腦中形成，他在書寫時能把每一條線索中的一個環節取出來，和其他線索里的環節組合在一起。整本書由此而產生了織錦感，而時空的交錯則產生“狂想曲”的味道。和《城市與狗》一樣，人物依然在畫卷之中，任憑作者調配，因為寫的是略薩自己待過的秘魯小城皮烏拉，它更本土，更有奇譚的味道。

略薩用《綠房子》來做拉丁美洲社會的縮影。拉美“爆炸文學”的幾位代表人物，代表作都蘊含著寫照整個拉美的狀況與命運的雄心。他們不約而同地揭示出，在拉美這片土地上，無論是政治、社會秩序，還是經濟發展，抑或個人謀求成長，到處都充滿了“無解”感。略薩筆下的人物，幾乎每一個都是一出場就開始“向下走”，女人淪為娼妓，男人變成混蛋，警察、士兵、教士、修女各有各的沉淪，時而屈從于欲望，時而屈從于利益。每個人都是短視的，誰也無法確保自己的未來。

在《百年孤獨》中，有一位活了100多歲的女族長烏蘇拉，讓人印象深刻，任憑年輕人各有各的乖戾，橫死的橫死，發瘋的發瘋，烏蘇拉的存在維系住了整個家族。而在略薩這里，一個男人在他最“優質”的時候，會想要找個女人好好過日子，可是，就如同受了詛咒似的，他們都會失敗，都會以自己的愚行挫敗自己的“初心”。《綠房子》里有個軍官名叫利圖馬，出場時還挺正直，想要和一個純良的土著女子好好過日子，可是他一到皮烏拉，就和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他那無人陪伴的妻子，也就“順理成章”無法抵御登門勾搭的男人，最后淪落到“綠房子”里。

利圖馬這個人物，后來還將出現在略薩的其他小說如《利圖馬在安第斯山》中。軍人政治是拉美政壇的一大特色，略薩的小說里寫軍人、寫總統、寫起義者，十分全能，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里說，略薩對這些個體的興趣，源于他對人性中的“狂熱”，以及對權力濫用等現象的著迷。不過，政治、軍事之類的主題畢竟過于“男性”，他最具有大眾知名度的小說，也許是講述自己和姨媽的一段關系的《胡利婭姨媽與作家》。

他的小說生涯在50歲過后有了一個轉變，標志就是從1988年出版的《繼母頌》到1997年左右發表的《情愛筆記》。這兩本小說的情色濃度，比起之前的小說而言大大升高。略薩的“情愛轉向”深受評論界的歡迎。一個原因是，拉美作家似乎理應雙管齊下，一只手寫政治、軍事、社會、殖民之類男性主題，另一只手寫情愛故事。像是馬爾克斯在50歲以后出版了《霍亂時期的愛情》，被譽為“愛情大全”；而略薩50歲后的這兩本書，同樣可以稱為“情愛大全”甚至“情色大全”。在書中，他呈現了情欲表達與釋放的種種可能；對情愛關系的微妙之處的探究，比起他對權力、狂熱等主題的探究而言，更為得心應手。

《城市與狗》發表于文學杰作迭出的1962~1963年，在獲得一片贊譽后，略薩踏上了一條世界公民之路，和其他幾位拉美一線作家，像是智利的聶魯達、墨西哥的富恩特斯，略薩也順利突破了國家對自己的冠名，真正成為一個“拉美作家”。2010年他被頒諾貝爾文學獎時，他的獲譽中有一句，說他“對純真的愚昧和邪惡的昏庸有一雙慧眼”。這相當于指出了他在創作趣味上的非道德性，他對良知、正義之類的東西并不感興趣?！肚閻酃P記》是他活出本色、寫出本色的證明，是他遠離巴爾扎克，最接近寫《包法利夫人》的福樓拜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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