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全世界發動了貿易戰，對各國征收“對等關稅”。他提及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平衡美國的進出口，把貿易逆差減小，讓制造業回流。這個想法他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還是個房地產商的時候就提出了。所以從思想上講，是他貫穿半生的信念。

特朗普本人很自信，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征求美國主流經濟學界的意見，而是先有了理念，再去找跟自己意見相同的經濟學者來輔佐自己。比如他的主要貿易顧問納瓦羅，據美國媒體報道就是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時讓他的女婿在亞馬遜書單上找到的專家。納瓦羅曾出書猛烈抨擊中美貿易，和特朗普在貿易上的觀念非常相似。

美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得巨大利益

特朗普認為貿易逆差是件壞事，是外國人對美國的欺騙，所以他要扭轉這種情況。絕大多數學過經濟的人都不同意這種看法。貿易是自愿的，沒有人脅迫誰買，也沒有人脅迫誰賣。之所以有買賣，是因為大家有所謂“比較優勢”，通過生產上的分工，每個人都干自己有比較優勢的事情，然后通過貿易，相互取長補短，對大家都有好處。一般來說，經濟的增長和貿易的增長強關聯；國家的富裕程度和貿易的開放性強關聯。

那么，在貿易中，為什么會出現不平衡，有的國家有順差，有的國家卻有逆差？

首先，由于世界上有近兩百個國家在同時進行貿易，一個國家在總體貿易上可以是平衡的，但跟任何一個單獨國家之間往往是不平衡的，因為有的國家是客戶，有的國家是供應商。不能要求每兩個國家之間都是完全平衡的貿易。

其次，如果一個國家在整體上有過多的貿易順差或貿易逆差，就出現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如果太大就無法持續。對于逆差國家來說，要付購買商品的貨款就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或者向外國人借貸。當債務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金融危機，比如墨西哥、阿根廷、俄羅斯、韓國、泰國等國家都出現過這種危機。對于順差國家，有大量的生產卻沒有足夠的本國消費，實際是自己省吃儉用讓別人過好日子。自己不僅要把產品廉價地賣給外國人，還要把掙來的錢以投資的方式再借給這些客戶。當這些借款變得很大，別人會不會還錢就成了問題，是一個風險。

美國在世界上有最大的貿易逆差，大概有1萬億美元，是美國GDP的近3%。同時，美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單聯邦政府的凈債務就是GDP的100%，而其中的三分之一為外國人持有。美國之所以有這么大的貿易逆差主要是因為美元強勢，長期處在一個高估值的地位。為什么美元這樣強勢？因為美元是全球金融體系的基石，也是世界各國央行貨幣儲備的最主要資產。為了在全球體系中錨定自己的貨幣，各國政府都有動力獲得美元，作為資產儲備。這樣，當本國貨幣有貶值風險時，政府就可以用儲備中的美元買進本幣，支持匯率；當本國貨幣升值太多，政府也可以用本幣購買美元，阻止匯率的上漲。如果沒有美元，這種對匯率的平衡操作顯然就無法實施，有了匯率危機就無法介入。但大家如何獲得美元呢？就必須讓本幣有一定的低估，這樣就可以通過出口獲得美元。

在這種體制中，美國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各取所需。美國獲得了“美元霸權”，有世界上最低的融資成本。其他國家獲得了匯率和金融上的穩定性，降低了風險。其他國家如果想換個角色，跟美國互換，是極其困難的。因為世界上只有美元是最有吸引力的外匯，國際上的投資、融資、貿易大都用美元結算。美國之所以有這種特權，是因為美國長期做世界老大，有用實力換來的信用。

既然是一種特權，為什么特朗普有這么大的意見？當美元強勢的情況下，美國的資本就強勢，就能發展出世界最強最大的金融市場、需要大量投資的最強最大的高科技和創新生態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但同時，美國的勞動力和其他制造業生產要素的成本也會變成世界最高，因此美國的強勢資本就會帶著美國的制造業到其他國家落地，用最低的融資成本匹配最低的生產要素成本，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得巨大利益。

所以，如果說美國在全球化中吃虧了是肯定不對的。美國的問題不是沒有獲得利益，而是在國際上獲得利益的強勢資本沒有和國內的其他階層分享果實。美國的產業工人是全球化中的失敗者。事實上，美國不僅沒有必要的從資本到勞動力的轉移支付，還通過多次減稅，讓資本分得更大的利潤比例。這種趨勢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就變成了政治問題，失業的工人和收入停滯的中產階級就揭竿而起，要求改變游戲規則。

逆全球化實際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在任何一個國家做轉移支付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讓既得利益者放棄利益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在美國的政治過程中，主張增加稅收很少能獲得群眾的支持，而減稅往往是獲得競選勝利的法寶。老百姓的思維往往很直接，你說給他減稅他一定喜歡，但他不知道減稅的大頭一般都是已經極其富有的階層，而自己只是拿到一個零頭。如果在不增加稅收的情況下進行轉移支付，一個常用的方法是用政府舉債來融資。我們不難看出美國政府債務的連年飆升和其在醫療和社會保險方面的轉移支付息息相關。

不過，債務增加到了一定程度必然給經濟帶來下行壓力。債務帶來利息費用，當利率上升時利息費用也會隨之上升。在2024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利息費用大概是GDP的4%，已經超過美國的軍事開支。如果債務進一步上漲，或者利率進一步上升，政府支付利息的難度會越來越大。到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導致金融危機。2008年實際是一個預演。

美國的另一個擔心是其制造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國，而中國的高速發展及巨大的經濟體量讓美國戰略家們產生了修斯底德陷阱的恐懼，于是把中國從合作伙伴重新定位成競爭對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自然會擔心當中美競爭更激烈的時候，和中國深深綁定的產業鏈還是否安全。

所以，特朗普打貿易戰從根本上是要逆轉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全球化，希望把產業鏈轉回美國，給美國勞工階層制造就業機會，通過平衡貿易解決美國的債務問題，在產業鏈上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以增強競爭上的安全。那么，這個過程對經濟的影響會是怎樣的呢？顯然，全球化帶來了全球經濟的增長，貿易戰會帶來衰退；全球化有效地控制了美國的通脹，貿易戰會刺激通脹；全球化給包括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發展的機遇，貿易戰讓發展遇到巨大的瓶頸。全球化在給全球帶來巨大益處的情況下也同時給每個參與其中的國家帶來巨大的內部沖擊，如果大家能做出內部調整，就可以既獲得全球化的好處，又可以解決內部矛盾。逆全球化實際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這次貿易戰雖然表面上針對全世界，但主要目標是中國。一是因為中國已經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對手；二是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高的貿易順差，正好和美國的逆差相對應。

但特朗普對其盟友們（比如歐盟、加拿大、日本、韓國）其實也有很大的意見。一個問題出在政治傾向上，美國優先雖是近年來的一種新銳思想，但整體上與共和黨保守派思想相契合。但其有些盟友，比如加拿大、歐盟，主要的思想屬于自由派。左右之爭在美國國內最近二十年日益激烈，這種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傾向必然會蔓延影響到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所以拜登時代美國及其盟友關系融洽，但特朗普當政就出了很大的隔閡。

第二個問題是經濟上的紛爭。在美國與其盟友的軍事聯盟中，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就是美國出錢出兵，盟友們聽話當小弟，但出少錢、出少力、大樹底下好乘涼。當美國經濟在世界一股獨大的時代，這種模式大家都可以接受。然而，隨著美國經濟在世界中的占比逐漸減小，美國逐漸力不從心，對經商出身的特朗普來說這種情況就無法容忍。因此，他一定要盟友們分擔美國的軍事成本。但是讓任何一個國家在和平時期把軍事開支增加兩三倍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尤其對絕大多數國家來講，霸權競爭和他們的國家利益無關。于是，為了迫使盟友們負擔這些成本，特朗普給盟友們也都上了關稅。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特朗普加關稅只是一個開始。驅動貿易戰的底層思想是把美國利益從世界格局中割裂出來的“美國優先”思想。最終的目的是讓美國在全球的財富分配中獲得更大的份額，一部分份額從其盟友那里獲得，但更大的份額是想從中國這里獲取。但這種美國優先的想法實際和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地位有根本性的沖突。

如果美國的盟友都各自大幅增加了軍費，擔負起保衛自己安全的責任，以后他們很可能就不會以美國馬首是瞻。如果美國的貿易逆差完全消失，就說明美元必須相對其他貨幣大幅貶值，這樣國際社會可能就不會再給美元“霸權性”的崇高地位，黃金可能重新變成最重要的儲備資產，美國的超低融資成本就可能不復存在。如果中國的貿易也平衡了，就說明人民幣會相對美元大幅升值，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就會大幅提升。

這些結果可能都不是特朗普想要的。但經濟的問題往往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什么都想要，最后可能是什么都沒有，甚至什么都失去了，就像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和世界。

所以說，重要的事最好還是找真正的專家問一問，不能輕率地從亞馬遜的書單上找顧問。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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