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特朗普政府將于4月2日推出“對等關稅”，全球經濟體已作出“防御姿態”。

當地時間4月1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表示，歐盟已準備好“強有力的報復計劃”，包括針對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等服務出口進行反制。

同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日本將全力推動汽車關稅的豁免，并將采取必要措施以減輕關稅對經濟和就業的沖擊。英國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則稱，英國不會對特朗普宣布的措施作出“應激反應”，但他“保持所有選項在桌面上”。

中央財經大學財稅學院教授白彥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美國的“對等關稅”在某種程度上是其極限施壓的談判策略。他表示，美國可能傾向于以雙邊貿易取代世貿組織（WTO）主導的多邊貿易體系，認為這種方式更有利于自身利益。

歐盟與加拿大：強硬反制下的籌碼博弈

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的講話中警告，歐盟面對美國時將從“占據優勢的立場”出發進行談判。她稱：“歐洲手握諸多籌碼，從貿易和技術，再到市場規模。但這種優勢也依賴于我們采取果斷反制措施的決心，所有工具都在臺面上。”

白彥鋒表示，美國的“對等關稅”政策并非基于真正的公平貿易，而是與特朗普第一次任期的關稅戰目的相同，即為了實現“美國優先”的戰略目標，通過提高關稅壁壘，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同時遏制其他國家的經濟崛起。

“美國大幅提高關稅的做法有很大可能會遭到貿易伙伴不同程度的反制，從而對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增長構成嚴重沖擊。”他稱。

歐盟的反制重點將瞄準美國服務出口領域。據歐委會數據，2023年歐盟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高達1570億歐元，但在服務貿易中對美國則有1090億歐元逆差。

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智庫專家海尼格（David Henig）分析稱：“歐盟從美國進口的商品有限，若不觸及能源，商品報復的空間受限，服務業則提供了更大的操作余地，且對歐盟經濟的負面影響較小。”

據報道，歐盟的潛在措施包括暫停部分知識產權保護、將美國企業排除在公共采購合同之外，甚至首次啟用“反脅迫工具”（ACI）限制美國金融服務公司的市場準入。然而，這些舉措需獲成員國加權多數同意。

此外，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表示，若特朗普兌現“對等關稅”承諾，加拿大計劃于本周對美國商品實施反制關稅。卡尼警告，加拿大與美國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而加拿大有“多項措施可以用來應對”。

早前，當特朗普對加拿大商品臨時征收25%的關稅時，加拿大立即對超過200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征收了25%的關稅，涵蓋乳制品、肉類、谷物、葡萄酒、啤酒、服裝、鞋類、摩托車、化妝品以及某些紙漿和紙制品。

英國、日本和部分亞洲經濟體的謹慎應對

英國首相斯塔默的發言人帕雷斯（Dave Pares）在4月1日說，英國不會對美國的“對等關稅”立即展開反擊，但“所有選項都在桌面上”，美英的經濟協議談判也處于“高級階段”。但他并未就相關談判的進展給出具體時間框架。

隨著特朗普的汽車關稅預計將于4月3日生效，英國智庫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警告稱，英國基于汽車制造商的2.5萬個工作崗位高度依賴出口到美國，可能面臨威脅。在英國生產的每八輛車中，就有一輛是賣給美國買家的。

英國智庫決議基金會的高級經濟學家弗雷（Emily Fry）表示：“即使英國避免了以牙還牙的關稅，作為一個小型、開放型經濟體，仍然無法避免美國關稅和可能的報復措施所帶來的供應鏈中斷和全球增長逆風的影響。”

4月1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日本政府各相關部門正在與美國方面就華盛頓的關稅計劃進行談判，以獲取更多細節。他補充說，如果有必要，他“將毫不猶豫”再次訪問美國，直接呼吁免除關稅。

為了應對潛在高關稅的影響，石破茂表示，日本政府可能會采取向資金緊張的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等措施。

此外，越南表示，將降低包括汽車、食品和液化天然氣等一系列產品的進口關稅。印度近期也表示愿意削減對像杏仁和蔓越莓等農產品的進口關稅。

特朗普的雙邊談判傾向

在美國關稅政策的高壓威脅下，近期，多國表達了與美國達成雙邊貿易協議的意愿。

3月28日，加拿大總理辦公室聲明稱，雙方同意在4月28日加拿大聯邦選舉后“立即啟動關于新經濟與安全關系的全面談判”。

馮德萊恩在發出警告后也補充說，歐盟優先通過談判化解爭端，因為關稅將推高通脹、威脅美國就業，并催生“繁瑣的海關程序怪物”。

英國財政大臣里夫斯（Rachel Reeves）也表示，她已與美國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就即將到來的關稅進行了交談，并表示達成經濟協議將有助于緩解影響。

3月28日，當被問及是否愿與英國等國達成減免關稅的協議時，特朗普表示，他愿意與相關國家協商降低關稅的協議，但也表示，談判會在關稅生效后進行。

他稱：“若我們能從協議中獲益，（達成協議）這是可能的。我們被占便宜40多年，這種情況不會再繼續。但的確，我對此持開放態度。” 但當被問及是否會在關稅宣布之前達成協議時，特朗普回答說：“不會。可能會稍后。”

白彥鋒分析，美國推行“對等關稅”有兩大目的：一是針對性抬高進口商品價格，利用與各國關稅稅率的結構性差異，聚焦特定行業征稅以獲取更大利益；二是通過關稅收入維持財政平衡，在對加拿大、墨西哥及中國關稅難以填補赤字缺口時，加大對歐洲、英國等盟友的壓力，凸顯“對等關稅”的可談判性。

白彥鋒說：“與歷史上的關稅戰相比，此次政策范圍更廣，全球關稅水平面臨重新評估，低稅率品類或遭遇稅率翻倍甚至更高的沖擊。”

白彥鋒進一步表示，“對等關稅”能否實現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標需全面考量。美國貿易優勢并非僅靠關稅決定，而是與其產業結構、美元匯率及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密切相關。他警告，大幅加征關稅短期內將加重美國消費負擔、推高物價和通脹，中長期也難以促成制造業回流，這是因為全球產業鏈分工由各國比較優勢和發展階段決定。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恐再次陷入“稅收萬能論”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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